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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馬克思主義，工人無祖國，世界大同和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GC主義的世界大同思想根本不可能實行，GC主義想用階級來虛無化民族主義和國家意識其實是可笑的，所謂“工人無祖國”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其口號意義，象徵性遠大於實際意義！
仔細想想，GCD及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直接締造者馬克思先生本身就值得我們研究一下：
馬克思的猶太人身份很值得我們研究一下他從小生長的環境，馬克思是個猶太人，一個德國的猶太人。馬克思出生在當時的德國諸邦之中最強的普魯士，普魯士向來以負有對德國統一神聖使命自居，在這個國家中日爾曼民族主義極強烈。
這裡不得不說先說一下日爾曼民族主義的崛起。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法國因資產階級大革命而迅速走向輝煌，與英國開始了世界爭霸。 在與英國的海權爭奪受挫後，拿破倫把精力專務於歐洲大陸上的擴張。 拿破綸帝國橫掃歐洲時，幾乎兼併了整個德國，俗話說：多難興邦。 在拿破倫的侵略下，德國的民族主義迅速崛起，日爾曼民族主義空前高漲！ 特別是1814年的萊比錫會戰，普魯士與歐洲其他諸強聯合擊敗法國，揮師巴黎迫使拿破倫退位。普魯士在民族戰爭中的勝利極大地煥發了民族榮譽感和自信心，日爾曼民族主義的勃興成為了後來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德國的強大後盾。
過於強烈的日爾曼民族主義必然產生對其他民族的強烈排斥和蔑視！ 在歐洲素來有“奸商”和“為富不仁”印象的猶太人尤其在普魯士受到排擠打擊。 其實不僅是在德國，當時在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猶太人似乎都受到排斥，這從中世紀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就可看出當時歐洲社會對猶太人的印象。
馬克思先生從小就生活在這麼一個強烈排猶反猶的日爾曼民族主義優秀論的環境中，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猶太人對於沒有祖國的漂流生活有深深地自卑，他們懼怕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因為沒有自己祖國的猶太人似乎總是強勢的民族主義的犧牲品！ 正是出於對沒有祖國的不安，同時也是出於對遭受民族主義欺凌壓迫的反感，作為猶太人的馬克思先生在縝密思考後提出了他的GC主義學說。在他的學說中展望世界是一個沒有國家，同時也是一個沒有民族主義的世界，馬克思先生用豐富的想像力設想以階級矛盾來取代民族矛盾和國家矛盾。 設想用“階級矛盾”來主宰其他一切矛盾，妄圖取消國家，虛無化民族主義。
歸根結底，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由馬克思先生在猶太民族受難者的處境中進行思想探索的。它的“工人無祖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其本質上還是想通過虛無化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的來達到世界大同，進而使猶太人擺脫沒有祖國的無奈和被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迫害的地位。
所以說，至少在馬克思主義創立初期其基本思想的原始利益出發點本質上還是站在猶太人的角度上去看待世界的，因為當全世界不存在國家和民族的時候，誰最有利？——這當然是猶太人了，因為在馬克思先生的時代以色列還未建國，猶太人不過是沒有祖國的有錢人而已，他們的財富並沒有使他們的地位獲得足夠保障。
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生可以說是猶太人為改善自己寄人籬下狀態，在世界各地受到排擠後，為擺脫現實困境的一種脫困思考。 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改造世界，把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這些壓迫在猶太民族身上的枷鎖在理想和口號下巧妙而又不易覺察地摧毀。
猶太人可真聰明啊！
當然，聰明的猶太人還遠遠不止於此，他們當然不會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去真的幻想大同世界的來臨。 猶太復國主義就是他們的另一種自我救贖方式。
隨著歐洲資產階級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猶太人開始“萌發了改善猶太人處境”的運動。 到19世紀60年代，歐洲大多數國家已經解放了本國的猶太人。
但是命運掌握在別人手裡總是不可靠的。 一個偶然的事件引發了必然的結局：
1881年，在俄羅斯帝國發生了君主遇刺殺事件。 當沙皇被刺殺事件發生後，俄國統治階級為了掩蓋矛盾，轉移視線，在俄國南部160多個地方殘殺猶太人，其迫害程度是中世紀跑還猶太人高峰以來所未見過的。 1882年，俄國頒布“五月法令”，將猶太人趕出鄉村和城鎮，甚至趕出固定居住區。 經過這次打擊，猶太人開始懷疑像歐洲那樣的“解放”是否真正有效。
1881年，俄國敖德薩的一名猶太醫生利奧·平斯克寫了一本題為《自我解放的小冊子，指出：“反猶太主義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激情，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猶太人必須自己掌握命運，爭取建立自己的國家。”“沒有祖國，猶太人就永遠是外國人，並且不像其他擁有自己祖國的外國人，而是無能力的乞丐。”這標誌著俄國猶太復國主義的開始。
後來，在猶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鼓動下，猶太復國主義逐漸發展成為有理論、有組織的政治運動。 其代表人物是出生於匈牙利的猶太籍貫作家西奧多·赫茨爾。 他深信猶太人問題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建立猶太國。 他在1896年出版的一本名為《猶太國》的書中宣稱：“猶太人問題不是社會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而是一個民族問題。同化是不起作用的。反猶太主義在日益增長。不論猶太人怎樣忠於他寄居的國家，他們總是被嘲笑為外國人”。 “猶太國不是烏托邦，而是猶太人擺脫困境的必要步驟。”
在赫茨爾的積極倡導下，1897年8月29日，猶太復國主義者第一屆代表大會在瑞士巴塞爾開幕。 這是自猶太人被驅散到世界各地以來所召開的第一次正式的世界性猶太人會議。來自東歐、西歐、英國、 美國和阿爾及利亞的197名代表出席了大會。 大會成立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者協會，任命赫爾茨為第一任主席，一致通過了猶太國的國旗和國歌，建立了地址在維也納的行動委員會。 最後，根據赫爾茨的綱領做出了相應的決議，規定“猶太復國主義的目標是在巴勒斯坦為猶太民族建立一個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家園”。
這次大會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標誌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從分散的地區性運動進入了世界性的有組織的政治性運動。 可以說，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被正式地啟動了……
聰明的猶太人很善於把握歷史的偶然性，他們是天生的商人，具有敏銳的把握商機的意識，這種商人特質為他們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助益頗多。
在一戰中，利用英國與奧斯曼帝國的戰爭中巴勒斯坦的領土野心以及英國慣用的民族制衡心理。 猶太人投其所好，願意幫助英國人維護中東的利益，而英國人也樂見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從而成為英國控制的蘇伊士運河的屏障。 猶太人利用一戰後英國占領巴勒斯坦，國聯決定巴勒斯坦成為英國委任統治地的有利時機，猶太資產階級遊說英國放寬了對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限制開始大批進入該地區。
二戰結束後，勢利的猶太人採取投靠新的世界霸主美國轉而與英國相對抗的武力政策，這標致著猶太復國主義公開走上強硬路線。 在美國的最終支持下，特別是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猶太金融資產階級支持之下，以色列終於在1948年建國。
翻開猶太人的近代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個民族採取雙線策略來拯救自己的民族：一為GC主義，二為猶太復國主義。 GC主義可以達到虛無化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目的，使沒有祖國的猶太人可以火中取栗。不難想像，當世界上沒有國家存在，民族主義虛無化以後，經濟富有而宗教意識極強凝聚力很強的猶太人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 當然，GC主義儘管沒有在世界範圍內實現，但是GC主義作為世界的一極的存在，起碼使世界劃分為東西方兩大陣營，使歐洲分裂為北約與華約兩大軍事集團。 世界的分裂本身就可以使猶太人渾水摸魚，試想，沒有兩次世界大戰會有以色列嗎？ 而猶太復國主義的存在本身就少不了利用世界局勢的混亂，沒有世界戰亂，猶太人作為弱小民族就永遠不可能有出頭之日。 儘管我們也承認在兩次大戰，特別是二戰中猶太人損失慘重，但是這個代價對於復國而言還是值得的！
總而言之，所謂馬克思主義，過去曾長期不理解。 但是隨著閱歷的增加，本人發現他似乎更像猶太人專門製造出來的一種讓世界各國徹底虛無主義的思想。 竊以為：猶太人提出的大同理想一定夾雜了不少自己的私貨吧?馬克思先生的GC主義大同理想裡有沒有夾帶兩千年來猶太人對國破家亡世界流浪生活的怨憤？ 有沒有猶太人對其他民族擁有自己國家的羨慕和嫉妒之情？ 有沒有猶太人千百年來被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凌虐後的不平之情？
是人都有私心，愛因斯坦先生就是強烈地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科學家，科學的偉大也沒有使他脫離自己民族意識的窠臼，至少他本人就對中東戰爭中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視而不見。 在他眼裡，只有猶太復國宿願達成後的盛世！
GC主義真的是猶太人設想出來的一個以世界大同，工人無祖國為口號而行虛無化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一個圈套嗎？ 至少，希特勒一直以為，猶太人有一個統治世界的大陰謀。 當然，希特勒的話恐怕在今天看是沒有人願意去相信的。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思考者，我更願意去理性地思考，我不願意因人而廢言。
普世主義與民族主義
普世主義與民族主義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一對冤家，一個“寬容”，一個“狹隘”；一個“開放”，一個“封閉”；一個講“一體”，一個講“對立”，簡直就是水火不相容。 所以各自的擁護者們，似乎必須把對方批倒批臭，才算是表示自己的立場。 而某些認為雙方各有可取之處的人，又感覺無所適從，想和稀泥，但又往往不得要領。 可問題是，普世主義和民族主義真是表面上的對立關係嗎？ 還是有可能是同一本質的兩張面孔呢？
有些人，對中國立身之本的漢族民族主義和儒家思想深惡痛絕，非欲將其說成國家衰亡的罪魁禍首而後快。 長期經久不斷的抹黑和歪曲，更是推波助瀾，已經成功的洗腦了一批人，就像巴甫洛夫培養出來的特殊條件反身的狗一樣。 他們對漢族民族主義和中華傳統的儒家思想，雖然毫無真正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但總是本能一樣條件反射式的瘋狂反對儒家思想和漢族民族主義。 這些人多數是被外來普世主義俘虜的奴才 。
中國近現代以來，由於滿清的異族奴化統治導致的文明退化以及落後，更由於愚昧導致中華文明理性傳統的缺乏，使一批奴化知識分子喪失了文明自信，失去了思想平衡。 在西方的衝擊下，名目繁多的思想派別雖然名為左右，其實大多為左翼，其基本特徵就是高舉普世主義的大旗，接受西方中心下的“普世價值”，謀求西化。 他們的主要區別和對立，無非是各自普世主義源流不同，是全盤歐美化和全盤俄化的細微差別而已。 那麼，左翼的那些所謂“放之四海皆準”的“普世主義”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
普世主義顧名思意，其基本含義與“世界主義”，“國際主義”之流類似。 都是預設了將全世界視為整體，無視或極力淡化世界各個國家民族、 文化的界限和對立，認為各自之間並不存在本質上的矛盾和利害衝突，而是可以通過推廣“普世價值” 彌合分歧，最終。 不能不承認，這一幅描繪的畫面確實美好感人，也正是如此，他才具有相當的魁力，讓一些人為之吸引。 但我們都明白，“美”不一定就是“真”，雖然我沒吸過毒，但據說那感受也是相當美妙的。 但本人之所以不准備嘗試，則是理性給了我判斷力和自製力，使我能衡量那種所謂的美妙不是真正意義的存在，而只是一種幻覺。
只要我們承認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種族、國家、民族、文化認同以及利益群體的對立，我們就必須承認世界不是一體的，而是形成了不同認同體的文化和利益相對立的群體。 這也是中國最古老的書《易經》所闡述的亙古不變的真理：宇宙萬物是矛盾與對立的整體。 我不否認在全人類中間存在個別共同的利益，但這與各自文化、民族、國家認同體之間的利益衝突相比而言並不占主流，就像我們與蒼蠅老鼠其實也是有共同利益的，至少是都不希望地球毀滅，但仍然會不斷的攻擊彼此。 那些用為了“全人類利益”，“全世界解放”做為理由要求自己民族和國家單方面做出犧牲的傢伙，無論出於何種動機，都表明了其愚蠢和漠視自身群體的態度，顯然他們是敵人最佳的工具，也是本民族和國家最陰險的敵人。 這就是孔聖人所說的：“鄉愿，德之賊也。”那種四方討好，八面玲瓏的人恰是隨波逐流，趨炎媚俗，道德敗壞的小人。 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是萬不可妥協的。 鄉愿所指的偽君子成分定然是眾人所唾棄的，所以俗語有云：偽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 以前我也曾經不理解孟子為什麼把“兼愛”的墨子和“為我”的楊朱痛斥為禽獸，特別是對墨子。 後來才逐漸發現，孟子是真正偉大的人，是真正認識到人性與社會性最根本因素的聖人。 因為墨子和楊朱邏輯發展到最後，只能是人性的喪失和社會的崩潰，也就意味著“人”的不復存在。 孟子在反駁兼愛時說“你像對待父親那樣對待一個路人（無差別兼愛），那麼你會逐漸像對待路人那樣對待自己的父親（大意如此了）”。 這句話太有哲理了。 所謂“無差別兼愛、博愛”本身就是反人性、反道德違背歷史規律的，是一種虛偽的偽道德。 由此也解決了一個困惑我很久的問題：為什麼很多所謂的博愛主義者，比如人類大同主義GC主義者、民族虛無化主義者、西化自由主義者、動物權益保護者等等，在他們大聲疾呼要平等、要博愛的同時，逐漸會流露出對本國、本民族、甚至人類自身價值的一種輕蔑和否定與麻木不仁，把禽獸當成人，最後就會逐漸把人當作禽獸，最終只會淪為“外慈內殘”和綏靖主義的漢奸敗類。
儒家的“仁愛”思想是有針對性的，譬如說在對華夏和對夷狄的態度上，儒家就是內外有別的，而不是墨家那種虛偽的兼愛，假崇高！
抹殺差異，硬性的將世界當做一個整體的認識，必然會導致兩種可能。一種是最終必然會導致否定區別本身的虛無化思維，是虛無主義化的普世主義，出於對西方歷史上森嚴的等級和種族隔離的反動，一少部分西方人及其信徒開始否認人類民族和文化存在優劣和文明與野蠻的差異，甚至為了挑戰這一點，美化野蠻和落後。虛無化的結果就是沒有了價值標準，喪失了判別力。 既然人與人沒有差別，文明與蒙昧沒有差別甚至更糟，那人與獸又有什麼差別呢？ 既然差異都是虛無的，文明規範與野蠻和獸性也沒有意義，倫理道德和歷史文化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這些人表面上象哲學家，其實是些偏執性精神病人，可以從婦女解放墮落到宣揚亂倫和濫交，從反對專制墮落到鼓吹外來征服和國家分裂，從反對社會不平等墮落到無政府主義及其變異的極端變態的GC主義，從哲學家到瘋子，而且是極具危害性的瘋子，還自以為先進，以全人類利益的維護者的架勢卻在實際上否定人類存在意義本身，這也就是虛無化思維的必然結果。 他們從啟蒙開始，最終卻返回了蒙昧狀態，最終無非是把人類重新拉回到野蠻愚昧的原始社會或是極端專制的奴隸社會（如二十世紀的GC主義國家）！
更糟的是，這種思想上的虛無化必然會導致嚴重的現實後果。 你吸毒不一定別人也跟著吸，你自殘別人未必自殘，你濫愛人別人未必愛你。 一廂情願的想當然，必然會在現實中大碰釘子。 兩個民族衝突的失敗者，只要觀察誰其中這樣的虛無主義者更多，地位更高，就能基本確認了。 連魯迅這種虛無主義者都承認，如果法國都是羅曼羅蘭那些世界主義者，早就在一戰時亡國了。 世界主義者總是要民族主義者來捍衛自己，這也是一個尖銳的諷刺，雖然民族主義仍然不斷的被攻擊。 這種虛無化的普世主義雖然更接近所謂普世主義的本來面目，但過於空想化，與現實脫結，一般曲高和寡，信徒稀少。 畢竟這個世界上，純粹的聖人和純粹的白痴都是比較稀少的，這種人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種通過與眾不同而導致的廣告效應，為普世主義充當一種貌似非功利性的“理想主義”招牌。
說到這裡，有必要澄清幾個問題。 頗有不少對漢族民族主義深惡痛絕者，進行了相當集中的攻擊。 其中很常見的一個套路，就是他們認為漢族民族主義者與其它民族主義者，或是種族主義者，甚至與包括滿遺在內的野蠻思維是一路貨色。 誠然，民族主義本身很重要的就是立場的差異，那些口口聲聲不存在民族矛盾，甚至民族意識差異本身都不存在的人，同樣對漢族民族主義極其不滿，這也是立場的原因，讓他們自打嘴巴而不休。 但說我們僅僅因為民族身份而成為漢族民族主義者，似乎坐實了他們所謂的漢族民族主義與其它一些反漢民族主義分子僅僅是立場不同，而不是是非之爭，正義與邪惡之爭，文明與野蠻之爭。
那些靠虛無化論點的人不管如何否認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別。 但民族和文化之間，能創造文明的先進民族與沒有能力創造，甚至沒有能力接受文明的野蠻族群之間，必然存在高級與低級，優等與劣等，文明與野蠻的現實差別是無可置疑的。 就像人與狗雖然都是哺乳動物，但進化程度和智慧水平的絕非一個級別，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把漢族民族主義等同於其它民族主義，本身就是靠這種無差別的虛無論否定了文明與野蠻的差別。 我們知道，任何把人與狗劃為等號，是對狗的拔高，對人格的貶低。 同樣，將漢族民族主義與其它無法與漢族和中華文明相提並論的民族主義的等同，也同樣是拔高自己，貶低中華、漢族和文明。
漢族做為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和具有獨創性、先進性，最具有理性和人文性的中華文明的締造者和守護者的，漢族的民族主義與其它野蠻的民族主義，是完全不可相提並論，同日而語的。 正因如此，這一民族主義的意義絕非絕非僅僅是那種低級的民族主義，僅僅是維護漢族這個群體及其文化而已，而是維護漢族創造的人類文明高峰的中華文明價值體系。 民族主義的群體意識在漢族這裡，已經昇華到維護人類文明本身的使命性，這就是孔子感嘆的“文不在茲乎？”。 這也是我們民族和文明為什麼會以“中華”為名，我們的祖先正是意識到了我們民族做為人類文明代表的身份，才與野蠻人區別開來，保持一個高資態，就是因為讓我們與野蠻“平等”，本身就是貶低了“文明”和真正意義上“人”的價值，是對文明的傷害。
我們要明白漢族民族主義所具有的文明本體的特性，這才能不致誤會了漢族民族主義本身的意義和價值，或忽視了漢族民族主義與其它民族主義本質上的差別。 我們是文明的創造者、傳播者和守護者，怎能與低級文明甚至野蠻人的族群意識等同呢？ 對立的雙方，也是有是非曲直的，一方是保衛文明，而另一方是想毀滅文明，傳播野蠻，對兩者是絕不能一概而論的。 漢族民族主義者，要認識到，自己捍衛的不僅是漢民族，也是人類文明的精髓，這樣才不致貶低了漢族民族主義的意義。
另一方面，同樣也有人對漢族民族主義者發出了置疑。 大致意思是：如今現實有方方面面的不平和不足，民生與民權問題都是當務之急，而漢族民族主義者似乎都是在八桿子打不到的在“務虛”。 對這種指責，我認為其見識還有待提高。 民族這一問題向來與民生、民權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甚至是一條主線，可以起綱舉目張的作用。 現實中的許多問題，其根源就在於漢族和中華文明的被虛無化。 某些勢力虛無化漢族和中華文明本身，就是表明他們否定漢族的血統 、歷史和文明，無視我們民族的感受，既然如此，又怎會尊重我們漢族本身？ 既不尊重漢族本身，又如何談的上尊重這個民族的每一個成員？ 對我們連基本尊重都沒有，難道反而會尊重我們的權利，維護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嗎？ 說白了，當一個人罵你祖宗十八代，把你家族說的一錢不值之後，又宣稱全心全意為你服務，做你的僕人，代表你的利益，你認為有可能嗎？
所謂民族主義者也，也就是以民族整體利益為基準的，而不是讓一小撮人得利而危害民族整體利益的。 雖然民族主義不提倡階級對立為主的內鬥主義，但絕不會容忍由於社會嚴重分化和不公平公正導致的內部矛盾增大。 民族主義者同樣認同尊重我們群體中的每一個各人，因為尊重自己同族的權利和地位本身就是尊重自己。 當我們民族的一個成員，受到傷害和侮辱時，甚至在這一刻，我們每一個人的尊嚴都受到了損害。 那些使自己民族成員受到刻意的不平等對待甚至對同胞受到侮辱和傷害的輕描淡寫、漠然置之，只能說明他們絕不尊重自己的民族。 這種毫無民族責任心的行徑背後只能有兩個原因，要么他們是天生的賤胚，要么就是喪失了民族認同，背叛了民族利益的小集團或異類代理人。
那些用為了“全人類利益”，“全世界解放”做為理由要求自己民族和國家單方面做出犧牲的傢伙，他們是最為陰險的外敵走狗。
我們要求民主也好，民權也罷，沒有了民族主義做為基石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可望而不可及。 而民族主義更是政權合法性的基本要素，涉及到這個政權是否真的是代表你的利益的。 一個政權連自己人都不是，又如何指望他會把你當自己人對待呢？
說完不得不說的一番話，回到正題。 。 與虛無化普世主義不同的另一種普世主義就耐人回味了，這種普世主義者同樣堅持全人類的具有同質性，也不否認現實的民族和文化差別。 也就是說，這種普世主義者認為：普世化是必然的，但尚未真正實現。 那麼這種普世派意欲何為呢？ 很簡單，“貢獻”出自己的一套“普世價值”，以此來一統江湖，千秋萬代。 這種“普世主義”明眼人一眼就會覺得另有玄機。 翻譯過來，這種普世主義表達這樣一種理論：大家都是一樣的，平等的，但是之所現在還不一樣，不平等，是因為大家沒有聽從我的，所以只要老老實實的服從我的教導也就平等了。 既然確定了存在“普世價值”，又以自己所要推廣的“普世價值” 為準，那當然與之不同的都是反“普世主義”的，是“落後”、“狹隘”、“封閉”的，是人類大同的障礙，是必須徹底打倒和消滅的垃圾了。
原來如此！ 其實普世主義下面，暗含著唯我獨尊，順昌逆亡的霸氣。 既然是這麼一副架式，其背後的動機就更可疑了。 如此死乞百賴但又牛逼哄哄的具有強制性的“助人為樂”和“大公無私”總是讓人覺得彆扭。 那麼這種所謂的“普世主義”的本來目的是什麼呢？
既然現實的“普世”尚未實現，也就是說無論什麼“普世價值” 其實都不具有絕對的普世性，而是建立在具有其創造者和推廣者自身上的民族和文化特性的價值體系，而這種將自身價值體係向外推廣，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價值體系的這種普世主義是什麼東西也就很明確了，就是披著一張普世主義外皮的民族和文化擴張主義。 而民族和文化的擴張過程，也就意味著對其它民族和文化價值體系的進攻和毀滅。
所以說，所謂“普世主義”雖然叫囂“普世”卻並非普適，相反倒是並不普世的民族主義，無非是在確認自身基本文化、血統和價值觀認同體的範圍，為了維護本群體認同和利益的一種觀念。 只要這個世界還存在民族之分，就是永遠普遍適用的，才是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適價值”。 之所以這些民族和文化擴張主義要掛著“普世主義”招牌，當然有其奧妙了。
那個實質是民族和文化擴張主義的“普世主義”，究竟有什麼作用呢？ 我之前說過，民族問題的解決，有史以來，只有通過滅絕、驅逐和同化這三種手段的綜合運用實現的。 民族擴張同樣如此。 滅絕和驅逐這是純粹依靠強力為手段實現的，而同化則就需要些“軟實力”了。 當然，“硬實力”和“軟實力”是一體兩面，並非對立的關係，二者可以甚至是必須並行不悖的。 所謂“軟實力”其實是在“硬實力”基礎上，在不具有全面優勢，無法單純以硬實力而不得不進行的軟化擴張其範圍。
這種民族擴張的普世主義也需要幾個前題：
一、具有完整的價值理念體系。 只有具有文化體系，才談得上文化擴張，這是精神層面的“物質基礎”。
二、具有較強的民族和文化擴張野心。 有基礎還需要有動力，否則不需要搞出一個普世主義。
三、具有相對的實力強勢。 雖說精神力量巨大，有時一句頂一萬句，但如果沒有實際的強勢做為支撐，也就無人捧場了。
也就是說，民族擴張性的普世主義是一種強勢支撐的，用於民族和文化擴張的價值理念體系。
但也要強調一點，普世主義並不與文明和先進掛鉤，很多情況下，文明與野蠻都是相對比較而言，而非絕對意義的，而且其差異也不乏很微弱的。 “ “普世主義”雖然有些普世主義具有相對文明的部分，但其“普世性”是綜合原因的結果，所以相對野蠻同化相對文明的情況並不罕見。
當然，不是任何民族都具有理念原創性的，那些無此能力者，利用他人的理念包裝自己也是常事。 但普世主義具有的文化排他性，又使這種非原創性的宗教和理念在反對其源頭時表現的極為激烈，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極其敵視和反對猶太人，而GC主義痛詆基督教之類，根源就是如此。 他們的心理與童話中跟貓學藝的老虎都是一樣的，別管如何的咬做一團，卻不能否認其一根藤上長出來的。
任何普世主義，不僅是歷史上的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摩尼教等宗教，以及歐洲近代產生的“自由、平等、博愛”，更不用說現在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理念，以及蘇俄的GC主義，其背後都有著深層的自身民族文化和利益因素在其中。 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口號，固然相對於當時的歐洲封建制有進步之處，但其實為法國的擴張創造了理論基礎，救國大革命以博愛為名，向其它國家擴張就是例子。
普世主義既然追求擴張的效果，在表面往往避免強調民族區別，但這種去民族化只是幌子。 以所謂的世界性宗教為例，伊斯蘭教儘管說些“ 穆斯林皆兄弟”，“阿拉伯人不比黑人更優越”的話。 但事實上，伊斯蘭教的經典《古蘭經》是用阿拉伯語寫成的，也只能以阿拉伯語誦讀（看來安拉聽不懂非阿拉伯語）。 朝拜的方向是阿拉伯半島上的一個城市，膜拜的是阿拉伯歷史上崇拜的一塊黑石頭。 既便在第一批信奉伊斯蘭教的信徒中，還要分出“遷士”（跟教主跑路的小弟）和輔士（給教主落腳點的小弟）之間的高低，更不用說低於阿拉伯人的“馬瓦里”（被保護者，非阿拉伯血統的“ 穆斯林兄弟”）。 遵守的是阿拉伯人的風俗習慣，並把其視為宗教信條。 阿拉伯地區日照強烈，風沙大，蒙著頭巾帶著面紗也就罷了，並無這種問題的地區同樣照搬不誤，生活在潮濕悶熱的東西亞的馬來人也亦步亦趨，可見主從關係。 總而言之，只有越接近普世源頭的民族，才越表明自己的正宗性，這正是這種普世主義的同化作用所在。 雖然近代以來基督教日益民族化，但在沒有發生宗教改革的中世紀，西歐基督教以羅馬教宗為主宰，以拉丁語為教會語言，也是具有強烈的民族和文化中心主義的。 甚至表面上“四大皆空”的佛教，依然是以梵文為尊，以西方為極樂。
由於這些普世主義建立在其推出者的民族歷史文化特性基礎上，最適用於推出者，也使之最易掌握詮釋權，以及其它主導權。 西方在民主人權，前蘇聯在GC主義上的主導作用更是眾所周知的。 民主和自由與否必須由西方認可，當然西方不是公正無私的，所以聯合獨裁和野蠻政權，壓制民主政權和國家的事時有發生，或者前半截捧到天上，後半截踩到地下。 總而言之，你的西化製度和理念正宗與否，是西方人說的算的。 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而再怎麼罵蘇修，國際GC主義運動仍然基本圍著蘇聯轉。
普世主義對主導者的好處顯而易見，擴大了靠硬實力做不到的影響力，拓展了自己的行動空間，並能利用精神被俘獲的民族的人力和物力，這是從積極的角度來說的好處。 阿拉伯人能將自己的商業利益從北非延伸到印度洋沿岸和東南亞，當然借助了伊斯蘭教的輸出。 借用這種宗教的民族屬性，即使阿拉伯人沒有能力征服的地區，由於阿拉伯的宗教主導地位，所到之處受到那些新皈依者的尊敬和優待，阿拉伯語的普及也方便了阿拉伯人的移居，甚至由於其阿拉伯人的身份所受的尊崇，可以直接在“馬瓦里”那裡成為統治階層。 而且不僅是核心主導者，甚至接近核心主導的民族也從中受益。 東歐的波蘭在改宗基督教後，邀請早已經成為基督教的日耳曼人進入波蘭和東歐對異教徒進行聖戰，讓日耳曼人佔據了普魯士，最終建立了德國統一的基地。 而立陶宛人改信天主教後，同樣導致了先改宗的波蘭人勢力的湧入。 在“ 社會主義大家庭”時期，蘇聯人同樣是被所到之處視為老大哥的。 如全盤西化（馬教化）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讓靼韃人和外國人高人一等，享受超國民待遇，更是當今的現實。
普世主義在具有擴展性的同時，也具有防禦性。 民族和文化認同影響範圍越大，其外延和緩衝區也就越大，中心的安全就會增強。 退一步說，從最消積的好處來說，由於具有一定的文化認同性，內鬥再殘酷還是存著一點香火情的。 比如羅馬帝國雖然被蠻族摧毀，但羅馬教會卻能倖存，也算保留了些許羅馬文明的殘餘，主要原因就是入侵的日耳曼蠻族大多接受過基督教異端阿里烏派的傳教，使之對教會保留了一定的尊敬。 否則基督教會就將和羅馬帝國一樣滅亡，整個世界史就將改寫了。 布爾戰爭期間，因為英國人將歐洲後裔布爾人老幼婦孺投入集中營，導致了歐洲大規模的抗議，而對集中營中的黑人視而不見，與之類似。
普世主義對主導性民族具有這些好處的同時，對非主導性民族具有的危害也是顯而易見的。 最主要是失去了自身民族文化的主導作用，而成為他人的附庸。 這種附庸地位，對民族自尊、自信都具有極大的破壞。 在可能的情況下，外來普世主義，為了宣揚自己，都是盡可能醜化和否定本土歷史和文化的。 所以日耳曼等北歐民族的神靈，在基督教傳播以後，都變成了妖魔鬼怪（甚至在基督教的筆下，希臘羅馬神係也是如此，比如維納斯被說成個妓女娼婦）。 馬列GC邪教進入中國後，同樣對中國文化極盡歪曲詆毀之能事。 如將49年前的中國污衊為腐朽黑暗落後的所謂“舊中國”，稱中國文化是封建糟粕醬缸文化，儒家是統治者的愚民工具等等。 當文化喪失了主導性的同時，整個民族的發展和命運也同樣如此。 所以歷史上，當一個民族謀求自立的同時，不僅僅是政治、經濟上的自立，精神上的自立也是必須的。
不過既然如此，為什麼會有民族接受外來普世主義呢？ 一般來說，主動接受者，大多源於自身文化水平的低級和貧乏，不得不通過外來思想的全盤引入來提高，以及對於自身地位的缺乏自信，希望融入一個大的集體，增強自身的歸屬感和安全感，所以他們接受外來思想時抵制輕微，以天主教的波蘭、捷克、匈牙利和伊斯蘭化的馬來人等為代表。 而具有強大的本土文化體系的較強民族，對外來價值體系則基本是排斥，接受的原因大多是強行注入的結果，以伊斯蘭化的伊朗為典型（還有阿拉伯人征服中亞地區後的由原來信仰佛教強迫改信伊斯蘭教，馬教化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甚至滿清韃子要求中國人剃髮易服也算是）。 前者對外來體系基本是被動的全盤接受，而後者則會對其進行改造，甚至謀求自身主導權。 但可惜的是，由於伊斯蘭教是全面的阿拉伯價值體系，在這個框架內再怎麼折騰，也頂多是減輕了伊朗文化的附庸性，而不能根本上改變這一點，伊朗至今的尷尬地位皆源於此。
总的来说，越是落后，弱小的民族，接受外来价值体系越容易，对其自身文化的破坏性越小。 總的來說，越是落後，弱小的民族，接受外來價值體系越容易，對其自身文化的破壞性越小。 越是先进、强大的民族，输入外来价值体系外来文化的过程越痛苦，带来的破坏作用越大。 越是先進、強大的民族，輸入外來價值體系外來文化的過程越痛苦，帶來的破壞作用越大。 在平地上另立门户，与推翻一座百层大厦再在原地另起新居，其艰居性、困难性和代价之沉重都是无从相比的。 在平地上另立門戶，與推翻一座百層大廈再在原地另起新居，其艱居性、困難性和代價之沉重都是無從相比的。 因此，越是文明发达、历史悠久的大族大国，在吸收外来文化，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时候就应该格外慎重。 因此，越是文明發達、歷史悠久的大族大國，在吸收外來文化，否定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時候就應該格外慎重。 否则轻易破坏带来的代价会大的难以承受的，失去的更是难以计数的。 否則輕易破壞帶來的代價會大的難以承受的，失去的更是難以計數的。
說了這麼多，莫非普世主義這種民族和文化擴張主義的形式真的是盡善盡美，無懈可擊嗎？ 當然不是。
普世主義不管其實質多麼的具有民族特性，但畢竟為了最大限度的擴張，他拆除了表面上的民族界限。 這固然使其更有欺騙性，但也使其喪失了名正言順的民族自衛性，這使得異族爭奪正統性和主導權成為可能。 雖然可以通過一些心照不宣的潛規則運作來抵制，可終究顯得名不正言不順，最終多半是“事不成”。
這導致了在不能保持主導民族絕對強勢時，普世主義反而成了一種反噬的力量。 而且普世主義的幾個系統，大多不具有文化獨創性，如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是從猶太人教轉化而來，這使其正統性先天就不穩固。 歷史上波斯人和突厥人加入伊斯蘭教後，在保持了民族特性的同時，獲得了操控伊斯蘭世界主導權的資格。 阿拉伯人在中東反而長期成為了下等人，匍伏於曾經的奴隸們的腳下達近千年。 民族性較為突出的伊斯蘭教體系尚且如此，主體性差一些的基督教的主導權就更是屢次易主了。 至於近現代的幾個流行的普世思潮，也多數源於猶太——基督教體系，更是等而下之了。
在西方實力出現衰退以後，西方的意識形態同樣面臨著反噬的危險。 甚至由於西方過於託大，利用一時的強大過度放開，不僅放鬆了表面上民族性，甚至也包括了文化認同性的界限。 導致西方的人權和自決等普世化概念，甚至不需要先融入西方就可以接收過來反擊西方，為西方內部的外來移民利用。 最終欺人者自欺，愚人者自愚，反而束縛了自己，為反向殖民（外來民族的大規模移民）提供了方便。 像法國，以 博愛為名向外擴張為始，而現在國土基本保持原狀，倒使本國成為有眾多阿拉伯人、黑人的大雜燴。 西方內部外來移民的壓力和像美國內部非歐裔力量的日益壯大都讓西方人苦惱，但這偏偏是西方理念的結果。 在維持其西方中心的普世主義正統性以及規避內部分化的威脅，西方目前正陷於兩難之中。 諸如在近期中東和奧運之類舉動中，包括東突的態度上，對比西方對待恐怖分子的態度，西方對待他人和自身的雙重標準日益暴露和明顯，其實是其對自身普世主義理倫與現實利益相悖的補救措施。 但雙重標準越是明顯，普世主義的欺騙性也是越發明顯，最終仍是得不償失的，此次西方就已經走到了這一步，最後雞飛蛋打是難免的。 何況其最大的隱憂倒未必是我們，而是其蕭牆之內。
宗教化和西方化的普世主義暫時掌握，為自己謀利，但終究難以持久。 當其主導性喪失之時，就是內外危機俱發之時。常有人認為民族主義是雙刃劍，其實普世主義才是更鋒利，更具殺傷力的雙刃劍。 但既然民族勢力的擴張也缺少不了“軟實力”的作用，那民族勢力也需要一種規避上述普世主義缺點的文化擴張體系。
而漢族的文化擴張體系則只能是中華文明自身的價值體系，即儒家思想的理性主義、民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全人類都是以民族主義作為一切的根基和指導思想，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只會滅亡。
反民族本位在理論和實踐上倒不是有大量的矛盾和漏洞，而是壓根沒有存在的根基和可能，說他有矛盾和漏洞都太美化它了。 相信一個根本就不存在的，行不通的理論，我只能認為你與這個世界不在一個平行宇宙空間。
仔細想想，GCD及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直接締造者馬克思先生本身就值得我們研究一下：
馬克思的猶太人身份很值得我們研究一下他從小生長的環境，馬克思是個猶太人，一個德國的猶太人。馬克思出生在當時的德國諸邦之中最強的普魯士，普魯士向來以負有對德國統一神聖使命自居，在這個國家中日爾曼民族主義極強烈。
這裡不得不說先說一下日爾曼民族主義的崛起。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法國因資產階級大革命而迅速走向輝煌，與英國開始了世界爭霸。 在與英國的海權爭奪受挫後，拿破倫把精力專務於歐洲大陸上的擴張。 拿破綸帝國橫掃歐洲時，幾乎兼併了整個德國，俗話說：多難興邦。 在拿破倫的侵略下，德國的民族主義迅速崛起，日爾曼民族主義空前高漲！ 特別是1814年的萊比錫會戰，普魯士與歐洲其他諸強聯合擊敗法國，揮師巴黎迫使拿破倫退位。普魯士在民族戰爭中的勝利極大地煥發了民族榮譽感和自信心，日爾曼民族主義的勃興成為了後來鐵血宰相俾斯麥統一德國的強大後盾。
過於強烈的日爾曼民族主義必然產生對其他民族的強烈排斥和蔑視！ 在歐洲素來有“奸商”和“為富不仁”印象的猶太人尤其在普魯士受到排擠打擊。 其實不僅是在德國，當時在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猶太人似乎都受到排斥，這從中世紀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就可看出當時歐洲社會對猶太人的印象。
馬克思先生從小就生活在這麼一個強烈排猶反猶的日爾曼民族主義優秀論的環境中，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猶太人對於沒有祖國的漂流生活有深深地自卑，他們懼怕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因為沒有自己祖國的猶太人似乎總是強勢的民族主義的犧牲品！ 正是出於對沒有祖國的不安，同時也是出於對遭受民族主義欺凌壓迫的反感，作為猶太人的馬克思先生在縝密思考後提出了他的GC主義學說。在他的學說中展望世界是一個沒有國家，同時也是一個沒有民族主義的世界，馬克思先生用豐富的想像力設想以階級矛盾來取代民族矛盾和國家矛盾。 設想用“階級矛盾”來主宰其他一切矛盾，妄圖取消國家，虛無化民族主義。
歸根結底，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由馬克思先生在猶太民族受難者的處境中進行思想探索的。它的“工人無祖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其本質上還是想通過虛無化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的來達到世界大同，進而使猶太人擺脫沒有祖國的無奈和被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迫害的地位。
所以說，至少在馬克思主義創立初期其基本思想的原始利益出發點本質上還是站在猶太人的角度上去看待世界的，因為當全世界不存在國家和民族的時候，誰最有利？——這當然是猶太人了，因為在馬克思先生的時代以色列還未建國，猶太人不過是沒有祖國的有錢人而已，他們的財富並沒有使他們的地位獲得足夠保障。
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產生可以說是猶太人為改善自己寄人籬下狀態，在世界各地受到排擠後，為擺脫現實困境的一種脫困思考。 用馬克思主義思想來改造世界，把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這些壓迫在猶太民族身上的枷鎖在理想和口號下巧妙而又不易覺察地摧毀。
猶太人可真聰明啊！
當然，聰明的猶太人還遠遠不止於此，他們當然不會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去真的幻想大同世界的來臨。 猶太復國主義就是他們的另一種自我救贖方式。
隨著歐洲資產階級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猶太人開始“萌發了改善猶太人處境”的運動。 到19世紀60年代，歐洲大多數國家已經解放了本國的猶太人。
但是命運掌握在別人手裡總是不可靠的。 一個偶然的事件引發了必然的結局：
1881年，在俄羅斯帝國發生了君主遇刺殺事件。 當沙皇被刺殺事件發生後，俄國統治階級為了掩蓋矛盾，轉移視線，在俄國南部160多個地方殘殺猶太人，其迫害程度是中世紀跑還猶太人高峰以來所未見過的。 1882年，俄國頒布“五月法令”，將猶太人趕出鄉村和城鎮，甚至趕出固定居住區。 經過這次打擊，猶太人開始懷疑像歐洲那樣的“解放”是否真正有效。
1881年，俄國敖德薩的一名猶太醫生利奧·平斯克寫了一本題為《自我解放的小冊子，指出：“反猶太主義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激情，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猶太人必須自己掌握命運，爭取建立自己的國家。”“沒有祖國，猶太人就永遠是外國人，並且不像其他擁有自己祖國的外國人，而是無能力的乞丐。”這標誌著俄國猶太復國主義的開始。
後來，在猶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鼓動下，猶太復國主義逐漸發展成為有理論、有組織的政治運動。 其代表人物是出生於匈牙利的猶太籍貫作家西奧多·赫茨爾。 他深信猶太人問題只有一個解決辦法：建立猶太國。 他在1896年出版的一本名為《猶太國》的書中宣稱：“猶太人問題不是社會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而是一個民族問題。同化是不起作用的。反猶太主義在日益增長。不論猶太人怎樣忠於他寄居的國家，他們總是被嘲笑為外國人”。 “猶太國不是烏托邦，而是猶太人擺脫困境的必要步驟。”
在赫茨爾的積極倡導下，1897年8月29日，猶太復國主義者第一屆代表大會在瑞士巴塞爾開幕。 這是自猶太人被驅散到世界各地以來所召開的第一次正式的世界性猶太人會議。來自東歐、西歐、英國、 美國和阿爾及利亞的197名代表出席了大會。 大會成立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者協會，任命赫爾茨為第一任主席，一致通過了猶太國的國旗和國歌，建立了地址在維也納的行動委員會。 最後，根據赫爾茨的綱領做出了相應的決議，規定“猶太復國主義的目標是在巴勒斯坦為猶太民族建立一個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家園”。
這次大會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標誌著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從分散的地區性運動進入了世界性的有組織的政治性運動。 可以說，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被正式地啟動了……
聰明的猶太人很善於把握歷史的偶然性，他們是天生的商人，具有敏銳的把握商機的意識，這種商人特質為他們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助益頗多。
在一戰中，利用英國與奧斯曼帝國的戰爭中巴勒斯坦的領土野心以及英國慣用的民族制衡心理。 猶太人投其所好，願意幫助英國人維護中東的利益，而英國人也樂見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從而成為英國控制的蘇伊士運河的屏障。 猶太人利用一戰後英國占領巴勒斯坦，國聯決定巴勒斯坦成為英國委任統治地的有利時機，猶太資產階級遊說英國放寬了對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限制開始大批進入該地區。
二戰結束後，勢利的猶太人採取投靠新的世界霸主美國轉而與英國相對抗的武力政策，這標致著猶太復國主義公開走上強硬路線。 在美國的最終支持下，特別是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猶太金融資產階級支持之下，以色列終於在1948年建國。
翻開猶太人的近代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個民族採取雙線策略來拯救自己的民族：一為GC主義，二為猶太復國主義。 GC主義可以達到虛無化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目的，使沒有祖國的猶太人可以火中取栗。不難想像，當世界上沒有國家存在，民族主義虛無化以後，經濟富有而宗教意識極強凝聚力很強的猶太人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 當然，GC主義儘管沒有在世界範圍內實現，但是GC主義作為世界的一極的存在，起碼使世界劃分為東西方兩大陣營，使歐洲分裂為北約與華約兩大軍事集團。 世界的分裂本身就可以使猶太人渾水摸魚，試想，沒有兩次世界大戰會有以色列嗎？ 而猶太復國主義的存在本身就少不了利用世界局勢的混亂，沒有世界戰亂，猶太人作為弱小民族就永遠不可能有出頭之日。 儘管我們也承認在兩次大戰，特別是二戰中猶太人損失慘重，但是這個代價對於復國而言還是值得的！
總而言之，所謂馬克思主義，過去曾長期不理解。 但是隨著閱歷的增加，本人發現他似乎更像猶太人專門製造出來的一種讓世界各國徹底虛無主義的思想。 竊以為：猶太人提出的大同理想一定夾雜了不少自己的私貨吧?馬克思先生的GC主義大同理想裡有沒有夾帶兩千年來猶太人對國破家亡世界流浪生活的怨憤？ 有沒有猶太人對其他民族擁有自己國家的羨慕和嫉妒之情？ 有沒有猶太人千百年來被歐洲各國的民族主義凌虐後的不平之情？
是人都有私心，愛因斯坦先生就是強烈地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科學家，科學的偉大也沒有使他脫離自己民族意識的窠臼，至少他本人就對中東戰爭中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視而不見。 在他眼裡，只有猶太復國宿願達成後的盛世！
GC主義真的是猶太人設想出來的一個以世界大同，工人無祖國為口號而行虛無化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一個圈套嗎？ 至少，希特勒一直以為，猶太人有一個統治世界的大陰謀。 當然，希特勒的話恐怕在今天看是沒有人願意去相信的。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思考者，我更願意去理性地思考，我不願意因人而廢言。
普世主義與民族主義
普世主義與民族主義看似水火不相容的一對冤家，一個“寬容”，一個“狹隘”；一個“開放”，一個“封閉”；一個講“一體”，一個講“對立”，簡直就是水火不相容。 所以各自的擁護者們，似乎必須把對方批倒批臭，才算是表示自己的立場。 而某些認為雙方各有可取之處的人，又感覺無所適從，想和稀泥，但又往往不得要領。 可問題是，普世主義和民族主義真是表面上的對立關係嗎？ 還是有可能是同一本質的兩張面孔呢？
有些人，對中國立身之本的漢族民族主義和儒家思想深惡痛絕，非欲將其說成國家衰亡的罪魁禍首而後快。 長期經久不斷的抹黑和歪曲，更是推波助瀾，已經成功的洗腦了一批人，就像巴甫洛夫培養出來的特殊條件反身的狗一樣。 他們對漢族民族主義和中華傳統的儒家思想，雖然毫無真正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但總是本能一樣條件反射式的瘋狂反對儒家思想和漢族民族主義。 這些人多數是被外來普世主義俘虜的奴才 。
中國近現代以來，由於滿清的異族奴化統治導致的文明退化以及落後，更由於愚昧導致中華文明理性傳統的缺乏，使一批奴化知識分子喪失了文明自信，失去了思想平衡。 在西方的衝擊下，名目繁多的思想派別雖然名為左右，其實大多為左翼，其基本特徵就是高舉普世主義的大旗，接受西方中心下的“普世價值”，謀求西化。 他們的主要區別和對立，無非是各自普世主義源流不同，是全盤歐美化和全盤俄化的細微差別而已。 那麼，左翼的那些所謂“放之四海皆準”的“普世主義”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呢？
普世主義顧名思意，其基本含義與“世界主義”，“國際主義”之流類似。 都是預設了將全世界視為整體，無視或極力淡化世界各個國家民族、 文化的界限和對立，認為各自之間並不存在本質上的矛盾和利害衝突，而是可以通過推廣“普世價值” 彌合分歧，最終。 不能不承認，這一幅描繪的畫面確實美好感人，也正是如此，他才具有相當的魁力，讓一些人為之吸引。 但我們都明白，“美”不一定就是“真”，雖然我沒吸過毒，但據說那感受也是相當美妙的。 但本人之所以不准備嘗試，則是理性給了我判斷力和自製力，使我能衡量那種所謂的美妙不是真正意義的存在，而只是一種幻覺。
只要我們承認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種族、國家、民族、文化認同以及利益群體的對立，我們就必須承認世界不是一體的，而是形成了不同認同體的文化和利益相對立的群體。 這也是中國最古老的書《易經》所闡述的亙古不變的真理：宇宙萬物是矛盾與對立的整體。 我不否認在全人類中間存在個別共同的利益，但這與各自文化、民族、國家認同體之間的利益衝突相比而言並不占主流，就像我們與蒼蠅老鼠其實也是有共同利益的，至少是都不希望地球毀滅，但仍然會不斷的攻擊彼此。 那些用為了“全人類利益”，“全世界解放”做為理由要求自己民族和國家單方面做出犧牲的傢伙，無論出於何種動機，都表明了其愚蠢和漠視自身群體的態度，顯然他們是敵人最佳的工具，也是本民族和國家最陰險的敵人。 這就是孔聖人所說的：“鄉愿，德之賊也。”那種四方討好，八面玲瓏的人恰是隨波逐流，趨炎媚俗，道德敗壞的小人。 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是萬不可妥協的。 鄉愿所指的偽君子成分定然是眾人所唾棄的，所以俗語有云：偽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 以前我也曾經不理解孟子為什麼把“兼愛”的墨子和“為我”的楊朱痛斥為禽獸，特別是對墨子。 後來才逐漸發現，孟子是真正偉大的人，是真正認識到人性與社會性最根本因素的聖人。 因為墨子和楊朱邏輯發展到最後，只能是人性的喪失和社會的崩潰，也就意味著“人”的不復存在。 孟子在反駁兼愛時說“你像對待父親那樣對待一個路人（無差別兼愛），那麼你會逐漸像對待路人那樣對待自己的父親（大意如此了）”。 這句話太有哲理了。 所謂“無差別兼愛、博愛”本身就是反人性、反道德違背歷史規律的，是一種虛偽的偽道德。 由此也解決了一個困惑我很久的問題：為什麼很多所謂的博愛主義者，比如人類大同主義GC主義者、民族虛無化主義者、西化自由主義者、動物權益保護者等等，在他們大聲疾呼要平等、要博愛的同時，逐漸會流露出對本國、本民族、甚至人類自身價值的一種輕蔑和否定與麻木不仁，把禽獸當成人，最後就會逐漸把人當作禽獸，最終只會淪為“外慈內殘”和綏靖主義的漢奸敗類。
儒家的“仁愛”思想是有針對性的，譬如說在對華夏和對夷狄的態度上，儒家就是內外有別的，而不是墨家那種虛偽的兼愛，假崇高！
抹殺差異，硬性的將世界當做一個整體的認識，必然會導致兩種可能。一種是最終必然會導致否定區別本身的虛無化思維，是虛無主義化的普世主義，出於對西方歷史上森嚴的等級和種族隔離的反動，一少部分西方人及其信徒開始否認人類民族和文化存在優劣和文明與野蠻的差異，甚至為了挑戰這一點，美化野蠻和落後。虛無化的結果就是沒有了價值標準，喪失了判別力。 既然人與人沒有差別，文明與蒙昧沒有差別甚至更糟，那人與獸又有什麼差別呢？ 既然差異都是虛無的，文明規範與野蠻和獸性也沒有意義，倫理道德和歷史文化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這些人表面上象哲學家，其實是些偏執性精神病人，可以從婦女解放墮落到宣揚亂倫和濫交，從反對專制墮落到鼓吹外來征服和國家分裂，從反對社會不平等墮落到無政府主義及其變異的極端變態的GC主義，從哲學家到瘋子，而且是極具危害性的瘋子，還自以為先進，以全人類利益的維護者的架勢卻在實際上否定人類存在意義本身，這也就是虛無化思維的必然結果。 他們從啟蒙開始，最終卻返回了蒙昧狀態，最終無非是把人類重新拉回到野蠻愚昧的原始社會或是極端專制的奴隸社會（如二十世紀的GC主義國家）！
更糟的是，這種思想上的虛無化必然會導致嚴重的現實後果。 你吸毒不一定別人也跟著吸，你自殘別人未必自殘，你濫愛人別人未必愛你。 一廂情願的想當然，必然會在現實中大碰釘子。 兩個民族衝突的失敗者，只要觀察誰其中這樣的虛無主義者更多，地位更高，就能基本確認了。 連魯迅這種虛無主義者都承認，如果法國都是羅曼羅蘭那些世界主義者，早就在一戰時亡國了。 世界主義者總是要民族主義者來捍衛自己，這也是一個尖銳的諷刺，雖然民族主義仍然不斷的被攻擊。 這種虛無化的普世主義雖然更接近所謂普世主義的本來面目，但過於空想化，與現實脫結，一般曲高和寡，信徒稀少。 畢竟這個世界上，純粹的聖人和純粹的白痴都是比較稀少的，這種人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種通過與眾不同而導致的廣告效應，為普世主義充當一種貌似非功利性的“理想主義”招牌。
說到這裡，有必要澄清幾個問題。 頗有不少對漢族民族主義深惡痛絕者，進行了相當集中的攻擊。 其中很常見的一個套路，就是他們認為漢族民族主義者與其它民族主義者，或是種族主義者，甚至與包括滿遺在內的野蠻思維是一路貨色。 誠然，民族主義本身很重要的就是立場的差異，那些口口聲聲不存在民族矛盾，甚至民族意識差異本身都不存在的人，同樣對漢族民族主義極其不滿，這也是立場的原因，讓他們自打嘴巴而不休。 但說我們僅僅因為民族身份而成為漢族民族主義者，似乎坐實了他們所謂的漢族民族主義與其它一些反漢民族主義分子僅僅是立場不同，而不是是非之爭，正義與邪惡之爭，文明與野蠻之爭。
那些靠虛無化論點的人不管如何否認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別。 但民族和文化之間，能創造文明的先進民族與沒有能力創造，甚至沒有能力接受文明的野蠻族群之間，必然存在高級與低級，優等與劣等，文明與野蠻的現實差別是無可置疑的。 就像人與狗雖然都是哺乳動物，但進化程度和智慧水平的絕非一個級別，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把漢族民族主義等同於其它民族主義，本身就是靠這種無差別的虛無論否定了文明與野蠻的差別。 我們知道，任何把人與狗劃為等號，是對狗的拔高，對人格的貶低。 同樣，將漢族民族主義與其它無法與漢族和中華文明相提並論的民族主義的等同，也同樣是拔高自己，貶低中華、漢族和文明。
漢族做為世界上延續時間最長和具有獨創性、先進性，最具有理性和人文性的中華文明的締造者和守護者的，漢族的民族主義與其它野蠻的民族主義，是完全不可相提並論，同日而語的。 正因如此，這一民族主義的意義絕非絕非僅僅是那種低級的民族主義，僅僅是維護漢族這個群體及其文化而已，而是維護漢族創造的人類文明高峰的中華文明價值體系。 民族主義的群體意識在漢族這裡，已經昇華到維護人類文明本身的使命性，這就是孔子感嘆的“文不在茲乎？”。 這也是我們民族和文明為什麼會以“中華”為名，我們的祖先正是意識到了我們民族做為人類文明代表的身份，才與野蠻人區別開來，保持一個高資態，就是因為讓我們與野蠻“平等”，本身就是貶低了“文明”和真正意義上“人”的價值，是對文明的傷害。
我們要明白漢族民族主義所具有的文明本體的特性，這才能不致誤會了漢族民族主義本身的意義和價值，或忽視了漢族民族主義與其它民族主義本質上的差別。 我們是文明的創造者、傳播者和守護者，怎能與低級文明甚至野蠻人的族群意識等同呢？ 對立的雙方，也是有是非曲直的，一方是保衛文明，而另一方是想毀滅文明，傳播野蠻，對兩者是絕不能一概而論的。 漢族民族主義者，要認識到，自己捍衛的不僅是漢民族，也是人類文明的精髓，這樣才不致貶低了漢族民族主義的意義。
另一方面，同樣也有人對漢族民族主義者發出了置疑。 大致意思是：如今現實有方方面面的不平和不足，民生與民權問題都是當務之急，而漢族民族主義者似乎都是在八桿子打不到的在“務虛”。 對這種指責，我認為其見識還有待提高。 民族這一問題向來與民生、民權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甚至是一條主線，可以起綱舉目張的作用。 現實中的許多問題，其根源就在於漢族和中華文明的被虛無化。 某些勢力虛無化漢族和中華文明本身，就是表明他們否定漢族的血統 、歷史和文明，無視我們民族的感受，既然如此，又怎會尊重我們漢族本身？ 既不尊重漢族本身，又如何談的上尊重這個民族的每一個成員？ 對我們連基本尊重都沒有，難道反而會尊重我們的權利，維護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嗎？ 說白了，當一個人罵你祖宗十八代，把你家族說的一錢不值之後，又宣稱全心全意為你服務，做你的僕人，代表你的利益，你認為有可能嗎？
所謂民族主義者也，也就是以民族整體利益為基準的，而不是讓一小撮人得利而危害民族整體利益的。 雖然民族主義不提倡階級對立為主的內鬥主義，但絕不會容忍由於社會嚴重分化和不公平公正導致的內部矛盾增大。 民族主義者同樣認同尊重我們群體中的每一個各人，因為尊重自己同族的權利和地位本身就是尊重自己。 當我們民族的一個成員，受到傷害和侮辱時，甚至在這一刻，我們每一個人的尊嚴都受到了損害。 那些使自己民族成員受到刻意的不平等對待甚至對同胞受到侮辱和傷害的輕描淡寫、漠然置之，只能說明他們絕不尊重自己的民族。 這種毫無民族責任心的行徑背後只能有兩個原因，要么他們是天生的賤胚，要么就是喪失了民族認同，背叛了民族利益的小集團或異類代理人。
那些用為了“全人類利益”，“全世界解放”做為理由要求自己民族和國家單方面做出犧牲的傢伙，他們是最為陰險的外敵走狗。
我們要求民主也好，民權也罷，沒有了民族主義做為基石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可望而不可及。 而民族主義更是政權合法性的基本要素，涉及到這個政權是否真的是代表你的利益的。 一個政權連自己人都不是，又如何指望他會把你當自己人對待呢？
說完不得不說的一番話，回到正題。 。 與虛無化普世主義不同的另一種普世主義就耐人回味了，這種普世主義者同樣堅持全人類的具有同質性，也不否認現實的民族和文化差別。 也就是說，這種普世主義者認為：普世化是必然的，但尚未真正實現。 那麼這種普世派意欲何為呢？ 很簡單，“貢獻”出自己的一套“普世價值”，以此來一統江湖，千秋萬代。 這種“普世主義”明眼人一眼就會覺得另有玄機。 翻譯過來，這種普世主義表達這樣一種理論：大家都是一樣的，平等的，但是之所現在還不一樣，不平等，是因為大家沒有聽從我的，所以只要老老實實的服從我的教導也就平等了。 既然確定了存在“普世價值”，又以自己所要推廣的“普世價值” 為準，那當然與之不同的都是反“普世主義”的，是“落後”、“狹隘”、“封閉”的，是人類大同的障礙，是必須徹底打倒和消滅的垃圾了。
原來如此！ 其實普世主義下面，暗含著唯我獨尊，順昌逆亡的霸氣。 既然是這麼一副架式，其背後的動機就更可疑了。 如此死乞百賴但又牛逼哄哄的具有強制性的“助人為樂”和“大公無私”總是讓人覺得彆扭。 那麼這種所謂的“普世主義”的本來目的是什麼呢？
既然現實的“普世”尚未實現，也就是說無論什麼“普世價值” 其實都不具有絕對的普世性，而是建立在具有其創造者和推廣者自身上的民族和文化特性的價值體系，而這種將自身價值體係向外推廣，取代其他民族的文化價值體系的這種普世主義是什麼東西也就很明確了，就是披著一張普世主義外皮的民族和文化擴張主義。 而民族和文化的擴張過程，也就意味著對其它民族和文化價值體系的進攻和毀滅。
所以說，所謂“普世主義”雖然叫囂“普世”卻並非普適，相反倒是並不普世的民族主義，無非是在確認自身基本文化、血統和價值觀認同體的範圍，為了維護本群體認同和利益的一種觀念。 只要這個世界還存在民族之分，就是永遠普遍適用的，才是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適價值”。 之所以這些民族和文化擴張主義要掛著“普世主義”招牌，當然有其奧妙了。
那個實質是民族和文化擴張主義的“普世主義”，究竟有什麼作用呢？ 我之前說過，民族問題的解決，有史以來，只有通過滅絕、驅逐和同化這三種手段的綜合運用實現的。 民族擴張同樣如此。 滅絕和驅逐這是純粹依靠強力為手段實現的，而同化則就需要些“軟實力”了。 當然，“硬實力”和“軟實力”是一體兩面，並非對立的關係，二者可以甚至是必須並行不悖的。 所謂“軟實力”其實是在“硬實力”基礎上，在不具有全面優勢，無法單純以硬實力而不得不進行的軟化擴張其範圍。
這種民族擴張的普世主義也需要幾個前題：
一、具有完整的價值理念體系。 只有具有文化體系，才談得上文化擴張，這是精神層面的“物質基礎”。
二、具有較強的民族和文化擴張野心。 有基礎還需要有動力，否則不需要搞出一個普世主義。
三、具有相對的實力強勢。 雖說精神力量巨大，有時一句頂一萬句，但如果沒有實際的強勢做為支撐，也就無人捧場了。
也就是說，民族擴張性的普世主義是一種強勢支撐的，用於民族和文化擴張的價值理念體系。
但也要強調一點，普世主義並不與文明和先進掛鉤，很多情況下，文明與野蠻都是相對比較而言，而非絕對意義的，而且其差異也不乏很微弱的。 “ “普世主義”雖然有些普世主義具有相對文明的部分，但其“普世性”是綜合原因的結果，所以相對野蠻同化相對文明的情況並不罕見。
當然，不是任何民族都具有理念原創性的，那些無此能力者，利用他人的理念包裝自己也是常事。 但普世主義具有的文化排他性，又使這種非原創性的宗教和理念在反對其源頭時表現的極為激烈，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極其敵視和反對猶太人，而GC主義痛詆基督教之類，根源就是如此。 他們的心理與童話中跟貓學藝的老虎都是一樣的，別管如何的咬做一團，卻不能否認其一根藤上長出來的。
任何普世主義，不僅是歷史上的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摩尼教等宗教，以及歐洲近代產生的“自由、平等、博愛”，更不用說現在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理念，以及蘇俄的GC主義，其背後都有著深層的自身民族文化和利益因素在其中。 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口號，固然相對於當時的歐洲封建制有進步之處，但其實為法國的擴張創造了理論基礎，救國大革命以博愛為名，向其它國家擴張就是例子。
普世主義既然追求擴張的效果，在表面往往避免強調民族區別，但這種去民族化只是幌子。 以所謂的世界性宗教為例，伊斯蘭教儘管說些“ 穆斯林皆兄弟”，“阿拉伯人不比黑人更優越”的話。 但事實上，伊斯蘭教的經典《古蘭經》是用阿拉伯語寫成的，也只能以阿拉伯語誦讀（看來安拉聽不懂非阿拉伯語）。 朝拜的方向是阿拉伯半島上的一個城市，膜拜的是阿拉伯歷史上崇拜的一塊黑石頭。 既便在第一批信奉伊斯蘭教的信徒中，還要分出“遷士”（跟教主跑路的小弟）和輔士（給教主落腳點的小弟）之間的高低，更不用說低於阿拉伯人的“馬瓦里”（被保護者，非阿拉伯血統的“ 穆斯林兄弟”）。 遵守的是阿拉伯人的風俗習慣，並把其視為宗教信條。 阿拉伯地區日照強烈，風沙大，蒙著頭巾帶著面紗也就罷了，並無這種問題的地區同樣照搬不誤，生活在潮濕悶熱的東西亞的馬來人也亦步亦趨，可見主從關係。 總而言之，只有越接近普世源頭的民族，才越表明自己的正宗性，這正是這種普世主義的同化作用所在。 雖然近代以來基督教日益民族化，但在沒有發生宗教改革的中世紀，西歐基督教以羅馬教宗為主宰，以拉丁語為教會語言，也是具有強烈的民族和文化中心主義的。 甚至表面上“四大皆空”的佛教，依然是以梵文為尊，以西方為極樂。
由於這些普世主義建立在其推出者的民族歷史文化特性基礎上，最適用於推出者，也使之最易掌握詮釋權，以及其它主導權。 西方在民主人權，前蘇聯在GC主義上的主導作用更是眾所周知的。 民主和自由與否必須由西方認可，當然西方不是公正無私的，所以聯合獨裁和野蠻政權，壓制民主政權和國家的事時有發生，或者前半截捧到天上，後半截踩到地下。 總而言之，你的西化製度和理念正宗與否，是西方人說的算的。 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而再怎麼罵蘇修，國際GC主義運動仍然基本圍著蘇聯轉。
普世主義對主導者的好處顯而易見，擴大了靠硬實力做不到的影響力，拓展了自己的行動空間，並能利用精神被俘獲的民族的人力和物力，這是從積極的角度來說的好處。 阿拉伯人能將自己的商業利益從北非延伸到印度洋沿岸和東南亞，當然借助了伊斯蘭教的輸出。 借用這種宗教的民族屬性，即使阿拉伯人沒有能力征服的地區，由於阿拉伯的宗教主導地位，所到之處受到那些新皈依者的尊敬和優待，阿拉伯語的普及也方便了阿拉伯人的移居，甚至由於其阿拉伯人的身份所受的尊崇，可以直接在“馬瓦里”那裡成為統治階層。 而且不僅是核心主導者，甚至接近核心主導的民族也從中受益。 東歐的波蘭在改宗基督教後，邀請早已經成為基督教的日耳曼人進入波蘭和東歐對異教徒進行聖戰，讓日耳曼人佔據了普魯士，最終建立了德國統一的基地。 而立陶宛人改信天主教後，同樣導致了先改宗的波蘭人勢力的湧入。 在“ 社會主義大家庭”時期，蘇聯人同樣是被所到之處視為老大哥的。 如全盤西化（馬教化）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讓靼韃人和外國人高人一等，享受超國民待遇，更是當今的現實。
普世主義在具有擴展性的同時，也具有防禦性。 民族和文化認同影響範圍越大，其外延和緩衝區也就越大，中心的安全就會增強。 退一步說，從最消積的好處來說，由於具有一定的文化認同性，內鬥再殘酷還是存著一點香火情的。 比如羅馬帝國雖然被蠻族摧毀，但羅馬教會卻能倖存，也算保留了些許羅馬文明的殘餘，主要原因就是入侵的日耳曼蠻族大多接受過基督教異端阿里烏派的傳教，使之對教會保留了一定的尊敬。 否則基督教會就將和羅馬帝國一樣滅亡，整個世界史就將改寫了。 布爾戰爭期間，因為英國人將歐洲後裔布爾人老幼婦孺投入集中營，導致了歐洲大規模的抗議，而對集中營中的黑人視而不見，與之類似。
普世主義對主導性民族具有這些好處的同時，對非主導性民族具有的危害也是顯而易見的。 最主要是失去了自身民族文化的主導作用，而成為他人的附庸。 這種附庸地位，對民族自尊、自信都具有極大的破壞。 在可能的情況下，外來普世主義，為了宣揚自己，都是盡可能醜化和否定本土歷史和文化的。 所以日耳曼等北歐民族的神靈，在基督教傳播以後，都變成了妖魔鬼怪（甚至在基督教的筆下，希臘羅馬神係也是如此，比如維納斯被說成個妓女娼婦）。 馬列GC邪教進入中國後，同樣對中國文化極盡歪曲詆毀之能事。 如將49年前的中國污衊為腐朽黑暗落後的所謂“舊中國”，稱中國文化是封建糟粕醬缸文化，儒家是統治者的愚民工具等等。 當文化喪失了主導性的同時，整個民族的發展和命運也同樣如此。 所以歷史上，當一個民族謀求自立的同時，不僅僅是政治、經濟上的自立，精神上的自立也是必須的。
不過既然如此，為什麼會有民族接受外來普世主義呢？ 一般來說，主動接受者，大多源於自身文化水平的低級和貧乏，不得不通過外來思想的全盤引入來提高，以及對於自身地位的缺乏自信，希望融入一個大的集體，增強自身的歸屬感和安全感，所以他們接受外來思想時抵制輕微，以天主教的波蘭、捷克、匈牙利和伊斯蘭化的馬來人等為代表。 而具有強大的本土文化體系的較強民族，對外來價值體系則基本是排斥，接受的原因大多是強行注入的結果，以伊斯蘭化的伊朗為典型（還有阿拉伯人征服中亞地區後的由原來信仰佛教強迫改信伊斯蘭教，馬教化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甚至滿清韃子要求中國人剃髮易服也算是）。 前者對外來體系基本是被動的全盤接受，而後者則會對其進行改造，甚至謀求自身主導權。 但可惜的是，由於伊斯蘭教是全面的阿拉伯價值體系，在這個框架內再怎麼折騰，也頂多是減輕了伊朗文化的附庸性，而不能根本上改變這一點，伊朗至今的尷尬地位皆源於此。
总的来说，越是落后，弱小的民族，接受外来价值体系越容易，对其自身文化的破坏性越小。 總的來說，越是落後，弱小的民族，接受外來價值體系越容易，對其自身文化的破壞性越小。 越是先进、强大的民族，输入外来价值体系外来文化的过程越痛苦，带来的破坏作用越大。 越是先進、強大的民族，輸入外來價值體系外來文化的過程越痛苦，帶來的破壞作用越大。 在平地上另立门户，与推翻一座百层大厦再在原地另起新居，其艰居性、困难性和代价之沉重都是无从相比的。 在平地上另立門戶，與推翻一座百層大廈再在原地另起新居，其艱居性、困難性和代價之沉重都是無從相比的。 因此，越是文明发达、历史悠久的大族大国，在吸收外来文化，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时候就应该格外慎重。 因此，越是文明發達、歷史悠久的大族大國，在吸收外來文化，否定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時候就應該格外慎重。 否则轻易破坏带来的代价会大的难以承受的，失去的更是难以计数的。 否則輕易破壞帶來的代價會大的難以承受的，失去的更是難以計數的。
說了這麼多，莫非普世主義這種民族和文化擴張主義的形式真的是盡善盡美，無懈可擊嗎？ 當然不是。
普世主義不管其實質多麼的具有民族特性，但畢竟為了最大限度的擴張，他拆除了表面上的民族界限。 這固然使其更有欺騙性，但也使其喪失了名正言順的民族自衛性，這使得異族爭奪正統性和主導權成為可能。 雖然可以通過一些心照不宣的潛規則運作來抵制，可終究顯得名不正言不順，最終多半是“事不成”。
這導致了在不能保持主導民族絕對強勢時，普世主義反而成了一種反噬的力量。 而且普世主義的幾個系統，大多不具有文化獨創性，如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是從猶太人教轉化而來，這使其正統性先天就不穩固。 歷史上波斯人和突厥人加入伊斯蘭教後，在保持了民族特性的同時，獲得了操控伊斯蘭世界主導權的資格。 阿拉伯人在中東反而長期成為了下等人，匍伏於曾經的奴隸們的腳下達近千年。 民族性較為突出的伊斯蘭教體系尚且如此，主體性差一些的基督教的主導權就更是屢次易主了。 至於近現代的幾個流行的普世思潮，也多數源於猶太——基督教體系，更是等而下之了。
在西方實力出現衰退以後，西方的意識形態同樣面臨著反噬的危險。 甚至由於西方過於託大，利用一時的強大過度放開，不僅放鬆了表面上民族性，甚至也包括了文化認同性的界限。 導致西方的人權和自決等普世化概念，甚至不需要先融入西方就可以接收過來反擊西方，為西方內部的外來移民利用。 最終欺人者自欺，愚人者自愚，反而束縛了自己，為反向殖民（外來民族的大規模移民）提供了方便。 像法國，以 博愛為名向外擴張為始，而現在國土基本保持原狀，倒使本國成為有眾多阿拉伯人、黑人的大雜燴。 西方內部外來移民的壓力和像美國內部非歐裔力量的日益壯大都讓西方人苦惱，但這偏偏是西方理念的結果。 在維持其西方中心的普世主義正統性以及規避內部分化的威脅，西方目前正陷於兩難之中。 諸如在近期中東和奧運之類舉動中，包括東突的態度上，對比西方對待恐怖分子的態度，西方對待他人和自身的雙重標準日益暴露和明顯，其實是其對自身普世主義理倫與現實利益相悖的補救措施。 但雙重標準越是明顯，普世主義的欺騙性也是越發明顯，最終仍是得不償失的，此次西方就已經走到了這一步，最後雞飛蛋打是難免的。 何況其最大的隱憂倒未必是我們，而是其蕭牆之內。
宗教化和西方化的普世主義暫時掌握，為自己謀利，但終究難以持久。 當其主導性喪失之時，就是內外危機俱發之時。常有人認為民族主義是雙刃劍，其實普世主義才是更鋒利，更具殺傷力的雙刃劍。 但既然民族勢力的擴張也缺少不了“軟實力”的作用，那民族勢力也需要一種規避上述普世主義缺點的文化擴張體系。
而漢族的文化擴張體系則只能是中華文明自身的價值體系，即儒家思想的理性主義、民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全人類都是以民族主義作為一切的根基和指導思想，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只會滅亡。
反民族本位在理論和實踐上倒不是有大量的矛盾和漏洞，而是壓根沒有存在的根基和可能，說他有矛盾和漏洞都太美化它了。 相信一個根本就不存在的，行不通的理論，我只能認為你與這個世界不在一個平行宇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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