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崇憲的部落格

作者按：應德國學界邀請，今年4月下旬赴法蘭克福，柏林，杜塞道夫三地演講，本文為其節錄。

今天的台灣沉溺在中國的強大「氣場」之中，幾乎每一個層面，包括「我是誰」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都以中國為座標。其中最明顯的一個症狀就是，台灣人把大量的精力花費在爭取「被承認的國家身分」（Statehood）這件事上，或者「主權」（Sovereignty）上。

我個人則認為，不論是「和中國統一」的觀點，或者是「脫離中國獨立」的觀點，都是一種「舊世界」的觀點，台灣如果能夠擺脫這種舊觀念，其實就可以走入一個新世界，前景豁然開朗。

可以這樣形容一個未來的台灣：一個「後主權時代」（Post- Sovereignty）, 或者「後西伐利亞時代」（Post-Westphalian）的「後主權世界國家」（non-state, post sovereignty world country）。我們都知道，「主權」的概念凝聚於1648年的歐洲西伐利亞會議，地點就在今天德國的奧布納布律克（Obsnabruck） 和明斯特（Munster）。雖然主權概念在今天的世界上看起來還像是主流，但它是一個已經用了將近400年的殘破老工具了；我們不敢想像，30年後的世界秩序依然以「主權」為唯一的座標；今天人類所面臨的各種根本問題，諸如地球暖化、金融危機、宗教衝突、種族衝突，甚至於今天正在發生的「伊斯蘭國」（ISIS）、地中海難民潮，都不是現在的「西伐利亞秩序」（Westphalian Order）所能解決的。而且事實上，歐盟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對「西伐利亞秩序」的檢討。

台灣和許許多多小國家一樣，都是二次大戰以來的「西伐利亞秩序」的受害者。但是，台灣和其他受害小國之間有一個最大的不同點，那就是，台北和北京的弔詭性關係，可能使台灣在自我努力之下，在亞洲創造第一個「非西伐利亞」的新型態兩岸關係。這件事倘若發生，乃是具有巨大的世界意義的。

雖然，在當前的氣氛下，北京不會同意、甚至完全沒有能力去意識到這個方向、這種可能性，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也正在進行一場建國60年以來從所未有的巨大變化，中國也正在尋找它的文明出路。除了最近的100年，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根植於「西伐利亞思維」的國度，它對世界的傳統價值思維是「天下思維」。中國今天強烈的「西伐利亞思維」和「民族主義思維」，其實是在接觸西方的不愉快經驗之後才產生的。

中國的作為必然會改變世界，但是請注意，台灣的存在有機會改變中國。這並不是講台灣可以教育中國大陸，而是說台灣社會的經驗，不管是好的那一面還是壞的那一面，都可以成為中國大陸的一面鏡子，而這個「鏡子」的角色全世界只有台灣可以扮演。在台灣這面鏡子的對比提醒之下，當中國有一天意識到自己必須走出「被逼出來的民族主義」，而重新由「天下觀」來看世界以及自己在天下的角色之時，它除了台灣，其實是沒有什麼其他參考座標的。那時，聯繫台灣海峽兩岸的就不再是西伐利亞式的「統、獨二分法」，而是某種「天下關係」。

中國共產黨心中非常明白，民族主義是一種功能性的選擇，它固然可以使中國崛起，但是它不可能是中國穩立於世界的基礎。不管是基於歷史理由、現實理由，還是文化感情的理由，中國遲早會重續某種「天下觀」的舊緣，哪怕只是一點點。當那機遇發生時，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最好明快的掌握住那時機，協助中國以一種更優雅的姿態融入世界。

在這件世紀任務上，歐洲責無旁貸。而台灣在這件世紀任務上，有一個獨特的角色。一種「後主權」或「非主權」（a-sovereignty）的台灣海峽關係，那對人類政治文明的下一波，將是一個促進器。台灣可以變成整個中文世界內的政治文化的指標，因為中華文化的傳統優點和缺點，正在台灣與西方文化、日本文化、南太平洋文化產生出火花，而這正是中國在這個世紀融入世界之時所急需的多元參考座標。